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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与朝鲜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且又山水相连，隔江相望。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两国人民自古就不断相互流移过境谋生。据中朝两国史籍记载，唐宋时期有许多“新罗”人流居山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史称“新罗坊”。自辽代到清朝初期，历代都有众多的朝鲜人在我国东北地区居住。在这些朝鲜人中，大部分是战俘和在战争中被抓来的百姓，也有一部分是越境潜入的流民。这些在清初以前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及关内的朝鲜人，由于年代久远，已经融合到汉族和满族的群体之中，这些人的后裔作为民族的独立群体的主要特征已不复存在。现今的中国朝鲜族是与他们毫不相干的在近代和现代从朝鲜迁入的民族群体，因而，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中国朝鲜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概念，是指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朝鲜族，而不是泛指居住在中国的一般朝鲜人。
近代和现代中国朝鲜族的迁入，始于19世纪中叶，这是形成中国朝鲜族的历史源头。当时，腐朽的清朝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英、法等资本主义列强便不断向中国发起武装侵略，迫清朝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向清政府索取巨额赔款和种种特权。沙俄也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强行割去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进而又把侵略魔爪伸到图们江沿岸。与此同时，由于清政府加重对人民的压榨，1840年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为了镇压这一落千丈革命运动，清政府自咸丰十三年（1852年）起，在东北征调频繁，致使东北地区户口凋零，家室凄苦。边防空虚。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为了加强东北边防和增加财源，不得不逐渐放松对鸭绿江和图们江北岸的禁，开始默认乃至允许朝鲜垦民越江垦殖和居住。现时在这个时候，正赶上朝鲜国内边年灾荒，赋税繁重，若政如虎，民不聊生，黎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求生图存，朝鲜灾民只好背井离乡，颠沛流离到我国东北。他们来到这广袤的土地，披荆斩棘，饱经沧桑，同其他兄弟民族一道，用双手和血汗把这个荒芜的迷茫大野，开发浇灌成稻香四溢，物足年丰的富饶之地。
朝鲜族在近代和现代迁入中国的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为19世纪中叶至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这一时期迁入的人们，主要是经济原因迁居的自由移民；第二阶段为1910年“日韩合并”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这一时期迁入的，主要是由于政治原因而迁移到中国来的反日爱国的人们；第三阶段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八·一五”光复，这一时期迁入的，主要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移民政策而被迫迁来的强制移民。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强制移民和由于政治原因而迁居的一部分人又回归朝鲜，而现今的中国朝鲜族则是以第一阶段迁入的自由移民为基干，以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迁入而永居中国加入中国国籍的人为主体的民族群体。
中国朝鲜族在近代和现代迁入中国东北地区的过程不尽相同，按时间和地域，可分为鸭绿江以北地区、图们江以北地区和黑龙江省地区等逐步由南而北的三个区域。下边就将这三个地区迁入的情况简述如下。
鸭绿江以北地区：近代朝鲜垦民最早在鸭绿江以北落脚居住之地是鸭绿江和浑江之间的“西间岛”地区。1861年，汉族人在浑江流域大搞森林采伐和水运木排，许多朝鲜流民闻讯前来充当伐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这一带土质肥沃，宜于耕作，于是有此人便索性留居和农。
朝鲜尽管很早以来就实行边禁，但是沿江各镇的佥使（官名）在每年的寒露前后，限期一个月，允许百姓渡江到中国境内砍柴。因而，鸭绿江南崖的朝鲜百姓熟知江北一带的土地肥沃，只因害怕惩处，不敢留居。可是到了1871年，边禁松弛后，开始有人做木排，携眷偷渡鸭绿江，到辑安一带居住。
特别是1860年以后，朝鲜北部边续发生水旱灾害，尢以1860年和1870年的旱灾为甚，称为“已巳大灾年”。灾民们熬不过饥饿之苦，抱着与其饿死，不如渡江求生的愿望，纷纷冒禁潜入鸭绿江以北逃荒。朝鲜平安北道观察使面对这种情形感到无可奈何，只好默许。当1872年朝鲜厚昌郡官吏崔宗范等人受该郡郡守之命，到鸭绿江以北巡察朝鲜垦民时，他发现，西至分界江，北至汤河，近千里之间，与清人三五杂处者，殆数万户矣。
1875年，朝鲜垦民在通化县的上甸子、下甸子等地试种水稻获得成功，尔后很快推文到邻近的兴京（现为新宾，下同）、柳河、桓仁等地。这一成果，以巨大的诱惑力吸引了更多的朝鲜垦民涌入这一地区。
1883年3月，清朝政府与朝鲜之间先后签订《奉天与朝鲜边民交易章程》、《吉林朝鲜商民贸易地方章程》。这两个章程，“改互市旧例为随时交易”，允许奉天省（现辽宁省）与朝鲜边界的商民随时时往来。至此，奉天省与朝鲜之间的边禁实际上等于废除。
1889年，朝鲜平安北道观察使，未向朝迁请示，把鸭绿江以北朝鲜垦民居住一地区，划分为28个面（相当于乡），分归朝鲜的江界、楚山、慈城、厚昌等四个郡管辖。此时，兴京府知事就朝鲜垦民在中国境内居住问题，也曾经禀请朝廷，朝廷的答复是，朝鲜使用清朝年号，因而不能把他们视为外国人。由于清政府采取这种默许态度，到中国境内的朝夕垦民越来越多。为了加强对这些垦民的管理，朝鲜政府于1897年委任徐相懋为西边界管理使，把当时居住在通化县（12个面）、桓仁县（4个面）、兴京府（2个面）一带的8700余户，37000余人纳入他的管辖。这就是鸭绿江以北地区最早开成的朝鲜垦民聚居区。到了1901年，朝鲜政府在这一聚居区实行乡约（行政官员）制，委任议政府参赞李容泰为乡约长，徐相懋为副乡约长。1907年，朝鲜政府废除了这一地区的乡约制，允许该地朝鲜垦民自治。
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于是朝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此后的二三十年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者实行强制的移民政策，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朝鲜移民，怀着满腔悲愤，被迫迁入中国东北，于是便形成了世界史上罕见的民族大移动的潮流。以鸭绿江沿崖的长白、临江、辑安等地为例，1905年时，这一地区区有朝鲜垦民8750余户，38440余人，而到了1911年便增至12100余户，50100余。
1906年，平安北道碧潼郡人金时祯到奉天（现沈阳，下同）一带开垦务农，之后，平安南道、庆尚南道一带的朝鲜垦民亦接踵而至。当时，奉天都督赵尔巽就朝鲜垦民在东北杂居问题，曾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讨论，讨论结果认为，朝鲜人早在高丽末期就有流寓东北者，但他们都已加入了中国籍（意为融化成汉、满族）。现今流寓东北的朝鲜垦民，以后出不能不成为中国人，因而不能把他们当作外国人看待。由于清廷采取这种默许态度，使朝鲜垦民比较顺利地不断深入到东北各地。安奉铁路改轨通车和奉天水利局开凿灌溉渠以后，朝鲜垦民群集于奉天一带，在新民、辽水附近和太公堡、吴家湾、塔湾、北陵等地，很快形成了朝鲜垦民居住的村落。1913年，好多朝鲜人从安奉路沿线和柳河、新宾等县移入抚顺，从事采矿和耕作。1914年，朝鲜商人首次到长春居住经商，之后，务农者相继而至。1918年前后，居住在开原、抚顺一带的朝鲜垦民又向流移，延伸到郑家屯西部和东蒙一区的巴彦塔拉附近。还有部分朝鲜垦民，从热河一带深入到张家口一带。这样一来，朝鲜垦民不仅遍布辽宁省各地，而且进入到长城以里。
以上就是朝鲜人迁入鸭绿江以北地区伊始的概况。
图们江以北地区：清朝自康熙初年以后，把延边地区定为禁山围场，严禁平民百姓理入。这时，朝鲜的界禁也很严格，冒禁越界者一旦被捉，就被处死。封禁初期，图们江南崖一带尚为地多人少区域，加之界禁严酷，很少有人犯禁越界。
1869年，朝夕北部发生严重的水灾和雹灾，1870年又发生严重的旱灾。朝鲜政府为防止难民逃往图们江以北，采取了防范措施，从1869年到1871年，在沿江150里的边沿，设置了60个“炮幕”，每“炮幕”安排三至五名兵卒用以监视难民越界。朝鲜李朝统治者认为，“新旧炮幕，星罗雾列”，众多的兵卒“排立直守”，“虽飞禽走兔之微，莫敢漏焉”。然而，这种措施仍未能阴止逃荒的灾民，他们依然“不惜冒犯重禁渡江越境”。这些越境的灾民，在图们江以北“卖妻鬻子乞食求生”。未过一年，“有家室者仍归故土”，无家室者则留下来做了汉族人或满族人的“男仆女奴”。
在朝鲜北部连遭两年严重自然灾害，人民难以度日之时，朝鲜会宁府的府使洪南周冥思苦想，想出个“越江垦种”的计划。在图们江中有几处“夹芯子”，朝鲜人当时称这些“夹芯子”为“间岛”。洪南周设想，如果利用一条小溪把图们江对崖的沿江平原圈成一个“间岛”，便可名正言顺地进行垦种。根据他的这一计划，该郡土豪李寅会、面长林秉河等人动员农民向府衙提出了“越垦请愿书”。洪南周接到这份“越垦请愿书”以后，即刻予以批准。这样一来，好多农民便在政府的支持之下，开始公开地越过图们江进行垦种，并把越江垦种地带称之为“间岛”。实际上这只是为了掩人耳目。那些越江垦种的朝鲜农民，只是越江垦种，并不在中国境内居住。在这一时期，即清朝同治年间，只有给汉族人或满族人“佣奴寄食”的朝鲜流民，而无越境垦地居住的朝鲜垦民。
到了19世纪中叶，沙俄帝国主义不断侵犯中国东北边界。清廷为了巩固边防，开始对图们江一带采取了实边政策。光楮八年（1882年），吉林将军铭安等人，根据知府李金庸等勘察延边一带荒地的情况，为了“安民业而裕饷源”，援照奉天省开放围场的在案，以上奏批准在现岗（现在的延吉市，下同）、东五道沟、黑顶子等地设立招垦局，在珲春设立招垦总局，对汉族移民实行“招佃认领垦种”政策。
到光绪初年（1875年左右），在图们江以北地区出现了垦地居住一朝鲜垦民。起初只是以“春结农幕，秋辄掇归”的方式进行偷垦，后来因封禁不严，便携带家着居住下来。1882年，吉林将军铭安和边务叔叔办吴大溅，向翰廷上奏并得到批准，对这些朝鲜垦民进行户口登记，并决定纳入中国版籍，分归敦化、珲春两地管辖。朝鲜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向清廷要求收还朝鲜垦民。清政府答复，让朝鲜政府“限期一年，悉数收回”。1883年，朝鲜政府派经略使鱼允中到图们江以北地区进行收还工作，但因有些朝鲜垦民“恋此乐土”未能收还净尽。这些收还未尽的朝鲜垦民，成为近代最早在图们江以北地区垦种永居的朝鲜族。
光绪十年（1884年），珲春副都统奉谕兼任帮办，“不仅专办边防，而韩民越垦事宜亦由其随时经理。”光楮十一年（1885年），根据《吉林朝鲜商民贸易地方章程》（1883年签订），在和龙峪（现在龙井市智新乡）设立通商局，在光霁峪（现龙井市光开乡光昭村）、西步江（现珲春市三家子乡古城村）设立分卡。这些通商局卡的设立，“本欲羁縻（笼络之意）韩民，非为多收税项。”当时这一带还没有厅、县的设置，通商局卡就“兼有理民之责”。同年，因“俄人有与朝鲜陆路通商之议”，为了“安抚韩民，不使生心外向”，把上述三处通商局卡改为越垦局，并把图们江以北长约七百里，宽约四五十里之地划为朝鲜垦民的专垦区。清朝政府的这一措施，在对待图们江以北地区朝鲜垦民的政策上，是一次重大的具有转折性的变化，结朝鲜垦民大量迁入图们江以北地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朝鲜垦在图们涨以北垦种居住的时间虽然比鸭绿江以北地区晚，但是由于有了这一专垦区，使万千朝鲜垦民获得了安身立业之地，进而很快地形成了巩固的朝鲜垦民聚居区。
当初设立越垦愕时，朝鲜垦民的居住地主要在和龙峪所辖之地，后来，由于招垦的汉民大部分无力耕种自己承领的大片荒地，就招朝鲜垦民佣耕，于是，朝鲜垦的足迹便逐渐踏入汉民招垦区域（后来的延吉厅所辖之地）。而且，由于有的汉民把部分荒地卖给朝鲜垦民，从而，使有的朝鲜垦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
清政府为了加强对日益增多的朝鲜垦民的管理，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颁布了“雉发易服”令。该令规定：朝鲜流民留去听其自便，愿留者必须“雉发易服”，只有“雉发易服”才能发给土地执照，并承认是中国百姓。这样一来，有好多朝鲜垦民因对“雉发易服”反感而返回朝鲜。留下来的朝鲜垦民，有一接受了“雉发易服”，也有的以种种巧妙的手法，既避免了“雉发易服”，又照样取得了土地。
从光绪十六年（1890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清政府收还朝鲜垦民图们江以北越垦的地亩，进行清丈，然后对朝鲜垦民实行“编甲升科”。1894年把和龙峪越垦局改为抚垦局，下辖四个堡三十九个社。另外，在图们江下游的珲春、东五道沟、黑顶子一带建立十七个社；在南岗（现在的延吉）一带建立六个社。据有关史料记载：光绪十六年（1890年）时，在图们江以北越垦的朝鲜垦民“尚不过数千人”，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增至四千三百余户，男女丁口二万八百余人”，到1910年，则达十六万三千余人。朝鲜垦民居住的区域，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前，仅限于图们江北岸之地，到1911年时，延吉厅西自长白山东这长超级六道貌岸然沟等处，东至珲春河流域，北至铜佛寺、蛤蟆塘、绥芬甸子等处，合延吉厅4000方里这地，皆有韩民之足迹。且不仅延吉厅之地而已，西至长白山北麓，如进林府所属之头道江、柳河等处，敦化县所属之娘娘库（现为安图县松江镇）、小沙河、乳头山等处，东至绥芬厅所属蜂蜜山、三岔口等处，东北至距延吉700余里之宁古塔等处，越垦者皆有日增长率月盛之况。在1910年“日韩合并”以后，朝鲜垦民向图们江以北地区迁居，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从1910年到1920年的11年间，共迁入88815人。
在“日韩合并”前，朝鲜垦民迁入中国，基本上是由于生计艰难而迁入的，而在“日韩合并”以后的迁入，政治因素则成为很重要的原因。因而，这个时期迁入的人，不仅限于农民，而且有工人、知识分子、军人等各个阶层的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为了寻求民族解放而到中国来找出路的。据当时日本领事馆调查资料，到1929年末，迁入东北的朝鲜人共计619276人，其分布状况为：南满铁路沿线为39531人；辽宁省135245人；吉林省54661人；延边382390人；黑龙江省7449人。实际上，当时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朝鲜垦民远远超过了上述的数字。但仅就这个调查资料也要以看出，居住在图们江以北地区的朝鲜垦民民经远远超过鸭绿江以北地区，成为东北三省中最主要的朝鲜垦的聚居区。
黑龙江省地区：在近代朝鲜垦民迁入黑龙江省，要比迁入鸭绿江以北地区和图们江以北地区较晚。迁入到这一地区的朝鲜垦民，大体上经由如下四种途径：
其一，自俄罗斯的沿海州和乌苏里江一带迁入的。从49世纪60年代初开始，朝鲜垦民不断移流到俄罗斯境内，起初在海参崴一带落脚，以后逐渐深入到乌苏里和黑龙江沿岸地区。1917年10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移流到俄罗斯境内的朝鲜垦民将近20来万。在这一段历史时期，沙俄政府对朝鲜垦民有时采取欢迎或默许的政策，而有时又采取限制或排斥的政策。因而，时有一些朝鲜垦民迁入黑龙江境内居住。1867年，一些朝鲜垦民从俄罗斯的海兰泡一带来到瑷珲法别拉河口和大公河流域垦种定居。
其二，移流来筑路的劳工在此定居。1897年至1903年，沙俄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该路以哈尔滨为中心。修筑这条铁路时，不少来自朝鲜或南满一带的朝鲜垦民充当劳工，筑路竣工后便留居该铁路沿线各地。1900年闪后，一些来自朝鲜的垦民作为筑路劳工到了哈尔滨，完工后留居当地从事农耕或经营饭馆、旅店等行业定居下来。
其三，从延边等地迁入的。朝鲜垦民先在延边一带落脚，以后逐渐向北迁移。居住在珲春一带的人一般沿着瑚布图河、大绥芬河、大肚川河迁入东宁一带。居住在延吉、图们、汪清一带的人越过老松岭迁入东京城、宁安一带。居住敦化、安图一带的人则沿着敦化河（即牡丹河）迁入东京城一带。
其四，从南满和吉林一带迁入的。渡过鸭绿江迁入到东边道地区的朝鲜垦民，是经由辑安、宽甸、通化、桓仁、临江、柳河、新宾等地迁往黑龙江的五常、阿城、滨江等地定居的。
从时间上看，朝鲜垦民大量迁入黑龙江省境内，是从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的1910年以后开始的，特别是进入20年代，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加强对朝鲜人民的法西斯统治，迁入到中国黑龙江省的埋怨垦民急剧增加，几乎遍及黑龙江省的各县。到1930年，居住在黑龙江省的朝鲜垦民已经达到44463人。
以上是“九·一八”事变以前，朝鲜垦民迁入东北地区的基本情况。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第二年，日本帝国主义者伙同汉奸扶植溥仪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从此，东北陷入了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后，采取了极其险恶的“以鲜治华”策略，制订出“朝鲜人移民计划”，将大批朝鲜人强制移居东北各地。1936年8月，伪满政府和朝鲜总督府共同制订《在满朝鲜人指导纲要》，议定每年从朝鲜移民一万户，并决定把朝鲜移民作为满洲国国民的“构成分子”。仅在1937年至1941年的五年间，就有24468户朝鲜移民被强制迁入东北各地。据琼斯《1931年以后的东北》中所载：“到1945年东北光复前，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共有三百万人之多，超过了（当时）东北总人口的5%。”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一部分居住在中国的朝鲜人又迁回朝鲜半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