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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概念最初由华夏族人提出，但它并不只是指华夏族的一统，而是逐渐囊括了中国的其他民族。在历史上，中国有很多名词来指称“大一统”的人文范围，比如“天下”、“华夷一家”等，在今天，这个范围则用“中华民族”来概括。“中华民族”的提法，最先在1902年由梁启超正式提出，并得到了民国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大力倡导。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1月1日发布的《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称要“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此后，他进一步明确“中华民族”的概念，宣称“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自此，“中华民族”的概念日渐被广泛使用，越来越深入人心。必须注意，孙中山先生当时所提的“五族”，并非特指五个民族，而是中国境内各个民族的泛称。在今天的中国，“五族”一词已被“56个民族”的提法所替代。
用“中华民族”来指称中国的民族，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也比较科学，符合中国的人文历史。所谓的“中国人”，是一个不断融合、扩展的民族集合体。金庸先生称：“欧洲罗马人向东征过，向西征过，向南向北发展，而我们中国人是东南西北都有，然后向中原集中”；“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融合汉人可以开放融合，很多少数民族和我们融合在一起，都变成了中国人。”因此，把“中国人”等同于“汉人”（如英语中这两个概念彼此不分，都用“Chinese”来表示，在其他西方语言中情形也相似），实是大谬。事实上，“汉人”的称呼要到汉朝以后才产生，在这之前有“诸夏”、“华夏”的说法，在这之后还有“唐人”的称呼。汉朝时的“汉人”，本身就已是诸多民族和种族的融合，比如先秦时代南方一带的“荆蛮”等等。再往前推，即使是华夏族最早的祖先们，也是不同部落民的融合，其中一些人在融入华夏族时也不过是“外族人”，即所谓“夷”人。故孟子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距也千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行志得乎中国。”
在“汉人”的称呼出现之后，又有许多其他民族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如匈奴族、鲜卑族、羯族、氐族等，有的在中原建立了政权，但后来他们都消失了，其中一部分融入了汉族，一部分演化为其他名称的民族。没有被汉族融化而独立延续下来的民族，也与被融化掉的那部分人一样，都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当中原地区的中国人在把自己视为一个称作“汉人”的族类时，他们对周边的一些非汉民族依然有某种认同感，认为他们与汉人同出一源。如《史记》称北方的匈奴人“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鲜卑族则是“黄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更重要的是，这些说法也得到了其他民族的认同，如五代时期的匈奴首领赫连勃勃（381-425年）宣称“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他因此把自己建立的国家命名为“夏”。史学家们认为，从严格的史实来看，“五胡诸族，多好自託于古帝之裔，其说殊不足信”。但这些不足信的传说之存在，本身就足以表明，中国的汉族与非汉族之间，相互拥有某种精神上的认同感。
“中国人”或者说“中华民族”的范围之所以能逐步扩展，可以归因于同它相伴相随的中华文明之向心力。“中华文明”指的是最先在中原地区发展起来、以华夏族为核心、逐步包容其他民族和种族而形成的文明。孔子在《春秋》中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这清楚地表明中华文明并无种族壁垒，非华夏族人只要接受中华文明，就完全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孔子还进而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表明孔子期盼华夏文明的自然扩展。正如美国汉学家列文森所言：“中国人古来并不重视异民族的肤色容貌，而只重视它的政教礼乐。”亦如金耀基先生所言：“中国是一个国家，但它不同于近代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它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或者称之为‘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al-state），它有一独特的文明秩序。”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出身氐族的前秦皇帝苻坚要宣称“朕方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了。
由于汉族人居住在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而且人数占绝对多数，因此汉族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不可否认，历史上的汉族人有时也保持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对非汉族采取贬低和歧视的姿态，这可见诸众多汉文典籍。不过，民族歧视并非古代中国人特有的现象，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和种族歧视现象仍远未根绝。另一方面，狭隘的汉族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概念也不是非此即彼、截然对立，两者往往是并存的。汉族人在遭非汉族压迫时，对待“民族”的概念往往比较情绪化，而在其他大部分时期里则能较理性地看待这个概念。如明太祖朱元璋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反元口号，但在重建汉族王朝后即宣称：“圣人之治天下，四海内外，皆吾赤子，所以广一视同仁之心。朕君主华夷，抚御之道，远迩无间。”光大明朝“大一统”局面的明成祖也称：“华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者，皆朕赤子，岂有彼此。”中华民国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态度转变也完全相同，他在鼓动和领导反清革命时一向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号召，似乎把非汉族的满族“鞑虏”放在“中华”的对立面，但在推翻清王朝后，正是他本人马上倡导“五族共和”并宣扬“中华民族”。
在对待历史问题时，汉族人的民族观念更加理性。汉族人虽然愤恨于异族王朝的统治，但从不否认非汉族人也是“大一统”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且不论众多非汉族个人（如汉朝的金日磾、唐朝的李光弼、明朝的郑和）的历史作用得到肯定，就是入主中原的异族王朝，由于一般都接受中原文明并继承汉族王朝的政教制度，也往往被赋予正统王朝的历史地位，正如元代汉人所说：“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这种认识不只是停留在偶尔一些历史时期的理论上，而且也付诸了实践。中国历代的正统史书，很严肃地收录了诸多非汉族王朝的历史，其中不光有元、清这样的大一统王朝，也包括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诸多短命的或非一统的异族王朝以及辽、金诸王朝。汉族王朝为前代异族王朝修史，是承认它们正统历史地位的一个明确表示；同样，异族王朝也乐意充当中国正统王朝的角色，故元朝、清朝建立后也仿效汉族王朝的做法，为前代王朝修史，并且得到了后世的承认。这些通称为“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的正统史书，构成了“大一统”中华民族历史的完整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