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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毛南族自称“阿难”或“哀南”（单称）、“窘南”（众称），意思是“这个地方的人”。译成汉语即是“毛南人”的意思。壮族人对毛南族的称呼是“布南”、“稳毛南”等，译意也是“毛南人”。“毛南”之称源自地名，最初见于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周去非所著的《岭外代答》，该书称：“自融（州）稍西南有宜州。宜处群蛮之腹，有南丹州、安化三州一镇，荔波、赢河、五峒、茅滩、抚水诸蛮。”这些地方包括了今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和相邻的南丹县，以及紧邻的贵州荔波县境。“茅滩”又写作“茆滩”，当时“三南”地区被称为“茅滩”，谓此地人“茅滩蛮”。尔后的汉文古籍、碑文亦有用同音异字“冒南”、“毛难”、“毛南”之类记载该地区及其行政单位名称。如元明时代称“茆滩团”、“茆滩堡”等等。乾隆年间（1736-1795年），毛南人立有《谭家世谱》，碑文中开始出现“毛难土苗地方”、“毛难甲”，“来毛难安处”的记载，此乃毛南族名称的正式出现。据毛南族大姓谭姓家谱载，始祖谭三孝在明嘉靖（16世纪中叶）年间从湖南省常德府武陵县辗转迁来毛难土苗地方，与当地人通婚，繁衍生息而形成民族共同体。1956年7月经过民族识别，正式确定毛南族为单一民族，称为“毛难族”。1986年6月根据本民族意见，国务院批准改为“毛南族”。而贵州的毛南族自称“哎绕”、“印吞”、“哎吞”等，也是“本地人”、“自己人”之意。其他民族则称他们为“偒僙”或“佯僙”等，1990年7月27日才正式确认为“毛南族”。
对于毛南族的族源，史料记载较少，方志碑文族谱记载亦不详。一般认为毛南族与布依族、仫佬族、仡佬族等南方民族有渊源关系，都是由岭南百越支系发展而来的。
殷商时期，百越人就活跃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毛南族是由秦汉以前的“骆越人”，隋唐时期的“僚人”发展而来。宋元时期，部分僚人与侗水语支诸民族被统称为“伶人”。《广西通志?诸蛮》载：宋高宗绍兴时，“安抚使吕愿中诱降诸蛮伶、侬、僚、侗之属三十一种，得州二十七，县一百二十五，寨四十，峒一百七十九”。伶、侬、僚、侗这些山地民族归顺后相互交流融合。明清时由“伶人”之一支“苦亻卖 伶”同其他民族在环江三南地区融合形成毛南族，在贵州则称“佯僙”人。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毛南族由骆越、僚人、伶人、“佯僙”人、苦亻卖 伶到最后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程。
为了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毛南族人民曾不断起来斗争。宋庆历四年（1044年）以思恩县（今广西环江县）人区希范为首的反抗斗争，就曾攻破环州等地，斗争持续一年之久。清乾隆年间，贵州毛南族刘兵头、刘同老、刘啊福等，联合反抗当地杨氏土司的统治与剥削。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石达开回师广西时，不少毛南族人民参加了太平天国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七军北上经过毛南族地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毛南族人民响应党的号召，和汉、壮等族人民一起，组织了抗日人民游击队，迎头痛击日寇，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9年10月，毛南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和汉、壮等族人民一起，组织了200多人的一支武装队伍，歼灭了企图盘踞在毛南族地区的国民党伪保安第七团，俘敌100多人，缴获150多杆枪，有力地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毛南族地区。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毛南族人民与汉、壮等族人民的关系日益密切。
新中国成立前，毛南族地区基本处于一种政族合一的自治行政建制中。毛南族都以同姓同族聚居，各个家庭以同宗共祖的关系聚居在—个村屯之中，一般一个姓氏为一个村峒。贵州平塘县的毛南族以刘、石姓为主。环江县毛南族以谭姓最多，约占本民族总人口的70％以上。此外还有韦、覃、袁、卢等姓。村落依山而建，多则几十户、少则十来户人家建立小村庄，最大的也不超过百户。毛南族的村落，分别称为“龙办”(村)和“晓桐”(峒)。“龙办”居住的户数较多，有20户至五、六十的，甚至多达100多户到200多户的。“晓桐”少则3～5户，多则有30到40户，有的为了开垦一座山地，单家独户住在半山腰或山顶上。
据历史记载，广西毛南族地区元代为思恩县地，属庆远路管辖。明正德元年（1506年）思恩县改属河池州。在思恩实行乡、里、甲制，全县分4乡23里39甲。清代，思恩县属庆远府。历代行政建置和隶属关系更替不迭。咸丰年间，全县分前、中、左、右、后五团，团下设甲，实行军政合一的“团甲制度”，毛南族地区属后团管辖。光绪年间，这里设“毛难甲”，属思恩府镇宁乡。“甲”之下有上、中、下三“额”，“额”设“团总”。“额”以下又分“牌”，“牌”有“牌头”，一般管辖十户。辛亥革命后，也一直沿用了清代的团甲制度。1933年以后，又推行乡、村、甲制，毛南地方分设上南、中南、下南三个乡。上南乡辖隆盛、宝楼、普理、高岭、玉环、中乐、柴门等村43屯。中南乡辖信甫、社漠、上八、仁义、上义、敢强、昌崖(含南昌、松岩)、信洞、木洞等村21屯。下南乡辖六圩街以及波川、孟仁、景阳、凤夏、建在、醒龙、希远、后肯、宿邦等村24屯。
明末清初时期，环江县毛南族地区就已经有了一种称为“隆款”的社会组织，由公众推举德高望重的男子为“村老”（贵州毛南族称之为头人或寨老），主持内部公共事务及婚丧嫁娶等活动。直到民国时期毛南族聚居的玉环、下城、堂八、波川等乡村都还保留有这种组织的残余。由“村老”主持制订出人人必须遵守的乡规民约，称为“隆款”或“议榔”和“保苗会”，以维护所辖村屯的共同利益与安全。“隆款”规定的法规条文有刻碑或写上木板立于有关村屯前的，也有口头传诵的。如贵州毛南族每年春耕前，以寨为单位召开寨户“保甲会”，制定“保苗法”，以管理当地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还经常召开“寨老”联席会，由“寨老”群集协商各寨的共同事务，协调各寨关系，交流执行“榔规”的经验和得失。
除了村老，毛南族自然村中还有前面提到的牌头以及学董、武相公、文相公。“牌头”由村民推选出来或政府任命负责催粮，不管民事纠纷，但村、峒有事，“匠讲”去调解时，也请他去旁听。“学董”是毛南族各村、峒负责办学的长者。村、峒的武相公则必须精习拳术武艺，掌握一套骑马、射箭的本领，曾到县或府去应试过，考中合格才赐武相公称号。据说考中武相公的，上面派人送来“报条”，到家燃放鞭炮祝贺，把“报条”贴在大门边。这样他就被公认为村、峒的武相公了。武相公负责办拳术学堂，召集年青人学武强身健体。除义务传授武艺外，如有外敌入侵，他即组织团练抵御。有时逢年过节，武相公还带队表演武术助兴。
毛南族素有尊师崇文的优良传统。早在宋代庆历七年(1047年)，思恩县就开始有儒学训导(衙署)。明代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创建学宫。18世纪以后，毛南山乡普遍设立了私塾。清末民初，上南乡设有8个塾馆。辛亥革命前后，随着民主思想和文化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学馆、私塾改办为乡村小学，以满足更多的儿童上学的愿望。20世纪30年代初，不少毛南族人家把自己的子弟送到思恩县城、庆远(今宜山)、柳州、桂林等地就读中学或师范。但是，毛南族地区的教育总体还是非常落后。直到1950年，整个下南区只有小学24所，其中两所中心校，在校学生1229人。
长期以来，毛南族地区发展缓慢。明末，他们还使用着木制的锄头和犁耙。到了清代，才比较广泛地使用各种铁制工具，土地也开始逐渐集中，阶级分化明显。这时，出现了不少贫无尺寸的“达火”（相当于雇农），只有少量土地的“挨火”（相当于贫农），自给自足的“马无”（相当于中农），以及占有大量土地的“分乃”（相当于地主、富农）。“分乃”通过地租、高利贷和雇工，对“达火”、“挨火”进行残酷的剥削。高利贷的年利率高达100％。农民租种地主和富农的土地时，要自己出种子、肥料。一般要先负责交10～20％赋税，剩下的主佃平分，实际农民收入只有30～40％。此外，还存在有少量的奴婢，系由地主买来，或因债务沦没，终身为地主服役。当时，“田峒”中的可耕地和大片山林，已全部为私人所占有，只有少量距村较远的石山和牧场，才有村屯所共有，但是也很快被“分乃”侵夺了。
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毛南族地区交通不便，粮食不足，人畜饮水和出行都很困难。农业生产条件还很差，当时使用的铁制工具仍较简陋，农田翻土主要使用锄头和脚踏犁，收割稻谷一般使用禾剪，效率低下，产量也不高。水稻亩产量200～300斤，少数烂泥田(俗称冷水田)亩产只100斤左右，红薯亩产200～300斤，玉米亩产仅有100～200斤。加之遭受地主、富农的残酷剥削，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