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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江侗族水井，古已有之，其多种艺术营造形式的存在，展示了侗民族的匠心独运；而营造形式的每一次演化，无不与本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水平以及民族关系密切相关。
侗族水井，源于何时，无史志可考，但可断言：人生必饮水，有人必有井。据近年发现的“车寨侗族古碑”载：“?祖先寄迹于斯”，“越元明清，因不知来何年”云，榕江侗族祖先居于古州（今榕江）应在元代之前，因而榕江侗族水井的出现亦应在元代之前。
榕江侗族最原始的水井，当数天然形成的或略加改动泉水凼。凼中，或高山之流，或岩层之浸，或泥石之涌，但求有水“聚不散，可常养人”即可?见清嘉庆庚辰《通岛兴隆寨溪右水井序文》。此种天然水井，形态各异，深浅不同，绿树相伴，水质清纯，沁凉味甘，且有生虾为戏，饮之消暑解渴，尘襟顿爽。侗族老人之所以长寿，大概与此有关。
到了明末清初时期，古州侗族地区生产力在“刀耕火种”的基础上
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石工工艺也随着侗民族的大量迁徒而进入古州。人们渐感某些“岩层之浸”难于“聚散”，为方便饮水，便出现了独具韵味的古朴的人工“水井”。即取长条青石一段，凿成长柄水瓢状，“柄”插于岩层或泥石之中，将水顺柄槽引至“瓢”中蓄聚，水满则外溢，使瓢中泉水常聚而又流水不腐，既便于饮水又便于洗物，且其外形古朴雅致，让人留涟，这就是榕江侗族历史上古韵清幽的“岩瓢井”。
岩瓢井除了像瓢，还像一只掬满清泉的手。此井一般为独“手”，在岩坎较高，流程较长的地方，便出现了“双手”，即一手在上，一手在下，上手接水于“掌心”，满而溢出，流入下手，又顺槽聚于下手“掌心”之中。此种“双手”岩瓢井，更加韵味无穷，让人浮想联翩。在今榕江仁里水族乡侗寨通岛寨途中的山坳路旁，就有一处这样的双手岩瓢井(俗称“双瓢井”)。随着生产生活的需要，遂于清嘉庆、道光年间出现“方池形水井”。方池为青石板四面镶砌为框，长宽1．2米左右，框高出地面约0．25米(以防地表污水入池)；池底有青石板铺墁(以利泉水浸出和洗井)；有的在方框里壁正中间凿一铜钱大小泉眼出水，有的则雕凿龙头吐水(见乐里上寨水井)，方池前左右两边各设一尺来高的石礅或两尺来长的石凳，以利放桶和起肩抬水。此种方池井又分露天的和不露天的两种：地势平坦的侗族地区(如三宝侗寨)多为露天方池井，井周挖成直径5米左右的大锅底形，方池即在“锅底”正中，有石阶数级下至锅底，锅底有水沟从缺口处排水；井边立碑刻“序文”记事。在山地侗族地区则多为不露天水井，于方池上建“石屋”或城门式大石拱，以防尘沙、落叶侵袭。石屋仍为大青石板镶砌，通高1．7米左右，雕凿歇山顶、小青瓦；屋壁开有拱门，以利探身取水；门头刻横联，左右刻对联；门边壁上刻“序文”，文势滔滔，犹如泉泄。
规模最大的侗族水井，是仁里乡大寨水井(位于寨北山谷中)。其方池长1．5米；底深0．7米；池上建石拱，高1．9米，拱门宽1．5米，拱上另建木屋一间，四柱落脚，通面阔5．3米，通进深4．2米，悬山顶，上盖小青瓦。井前另有一水塘，井中水满，则从一小缺口溢出，流入塘中蓄积(方便洗菜洗衣)，塘中水满则再往外排出。在距水井约40米的石板路旁，立有清道光年间“永垂不朽”石碑一块，高0．75米，上刻序文，书修井年代及捐银事宜。一个水井修得如此宏大，且尽善尽美，实属少见，可见侗民族对水井的重视及对公益事业的热忱。
石雕最为讲究的，也数仁里水族乡大寨水井。其拱门两边，各立有精雕细琢的抱鼓石一尊，通高1．28米。抱鼓石上共雕有6幅浅浮雕图和左右各一圆雕狮子。浮雕图除花卉(复瓣芍药)外，还有人物。图一为常见的宽袖长袍天官，手持“源泉发远”条幅；图二为戴乌纱帽吹横笛的“郎君”和广袖长裙的“何仙姑”。据大寨侗族老人说，何仙姑为侗族民间传说中的白鹤仙(原凡间鸟形，修炼得道升天)之女。图三最是耐人寻味，一男一女(均高19厘米)，男的光头，针须、赤足、全身甲胄，双手各持尖刀，腰间挂着香气飘逸的酒葫芦，相貌凶残，疑为古侗寨土司；女人歪髻、戴花、宽袖、百褶裙、绣花鞋、手挽竹篮，体态娇盈，疑为古代侗族妇女。此图极有可能是古代侗族社会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反映，同时说明当地侗族民间酿酒和竹编工艺(仁里水族乡至今多竹)已在清中叶盛行，而酒在古代侗族生产生活中则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侗族水井序文，内容为修井年代、缘由、宗旨、捐资情况等，其共同点就是使用文言文。由此可见，嘉庆道光年间榕江侗族地区汉文化的深入程度，也可看出清王朝在榕江侗族地区创设“义学”的丰硕成果。古州榕春书院“功垂不朽碑”(同治辛未立)载：“兵备道易、清军府余莅任斯土，留心教养，蓄设义学，以植人才。”由此可见清政府在榕江侗族地区创设义学、兴办教育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