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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约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禹时代，中国各地洪水滔天，到处一片汪洋。这时有一位叫作禹的人带领大家疏导河流、平治水土，他在外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使河流归道，天下太平。中国古代着作《尚书》中的一篇《禹贡》，就被认为是记述当时大禹平治水土业绩的古老文献。
汉朝时候中国的地理视野已相当广阔，《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从广东到印尼、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的航线。
东汉时开辟了从云南经缅甸去印度的陆上交通“永昌道”。《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述了日本“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的情形。
晋代高僧法显，65岁时从长安出发经玉门至印度又南下锡兰、苏门答腊绕行南海回国，历经12年之久。回国后撰写《佛国记》一书，记述了西域、印度和南洋诸国的自然、社会经济情况。
唐代名僧玄奘于公元627年西行求法，用了18年的时间，经历了110多个国家，行程5万余里。回国后按其口述编成《大唐西域记》，全面介绍了所经诸邦的面积、都城、气候、地形、水利、物产、交通以及风俗习惯等，可谓“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不但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就是在世界地理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广州通海夷图”详述了从中国到波斯湾的海上航程。对北部的情况，《新唐书·回鹘传》中有“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又北度海则昼长夜短，日入烹羊胛，东方已明，盖近日出处也”的述说，所记之海即指贝加尔湖，“日入烹羊胛”、“日明熟”的昼长夜短的程度，已是远离贝加尔湖的北极圈附近了。
宋代时罗盘用于航海，海上交通贸易更为发达。宋朝与日本间航行甚为频繁，几乎没有间断过一年。同时对南洋、印度以西的航行也极为发达。周去非和赵汝适搜集当时地理资料分别写成《岭外代答》和《诸蕃志》，其范围涉及到南海、东南亚、南洋群岛、南亚、西亚、非洲和西班牙等广大地域。元代时，成吉思汗的远征使中西交通更为便利。
早于西方地理大发现半个世纪，明代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访问了南洋诸岛、印度、阿拉伯、东非等几十个国家，船员最多时达27000多人。随行的马欢、费信和巩珍记述了这七次航行盛况和见闻。马欢的《瀛涯胜览》记载了19国，费信的《星槎胜览》记载了40国（其中亲见22国），巩珍的《西洋番国记》记载了20国的风土人情。最后一次航行制作的《郑和航海图》是以南京为起点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的蒙巴萨，图中收入500多个地名，在当时的世界上称得上首屈一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