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控制进一步加强,双重需索,苛敛之重,仫佬族人民遭受的压迫和剥削更惨重了。面对这些残酷的现实,统治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也不能不有所感叹。如弘治13年(1500)任总督两广的刘大夏曾说:“官无定制,上有十羊九牧之扰,民无定役,下有皂隶马夫之费”, “利重于名,徒曾民害”。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统治者有如坐针毯之感。弘治18年(1505),罗城县封建统治者被迫采取了“革重耗,减盐引,招集流移,劝垦荒田”的措施。但是,在封建专制的统治下,这些改革措施,是无法彻底实行的。相反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繁重苛赋仍然不断增加。至万历年间(1573 -1619),封建王朝每年向罗城县各族人民榨取的田塘税面积达1910顷,征收夏秋两季税米达6821石,还有折色解司银527两。这些数字,在当时人口少、生产力低的情况下,对各族人民不能不是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
广大劳动群众除了受封建专制的压迫剥削外,还受到水、旱、虫等自然灾害和疾病的威胁。据文献记载,从元朝大德初到明末的三百多年间,发生比较大的自然灾害十多次。在此天灾人祸相继降临,各族人民求生无路,一系列的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象活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
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罗城县韦公成乾率领壮族、仫佬族群众进行反抗斗争,声势浩大,威震柳州、庆远各地。明王朝派出官吏王煜前往招抚,“柳州等府、上林等县僮民梁公竦等六千户,凡男女3300余口,及罗城县土酋韦公成乾等三百余户复业,……仍隶籍为民”。仁宗洪熙元年(1425),思恩县的覃公旺,率众二千起事,称都督。河池县覃公新,联合忻城、宜山莫往等地峒民韦万黄等四千余人,起而反抗,四面出击,杀官吏,开仓库,济贫困,深受各族人民拥护。仫佬族人民也参加了这一声势浩大的斗争。明王朝感到岭南多事,风无宁日,派镇远候顾兴祖调兵前来镇压,他指挥彭峰、史雄、胡斌等为前锋,亲自带兵随后。由于官兵众多,起义队伍力寡不支,在河池一仗,义军首领韦圆、韦天党等战死,覃公新被俘解送京城杀害。然而革命人民是杀不绝的,只要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存在,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继续下去。明正统8年(1443)8月,罗城县一带的仫佬族人民又起而反抗,夺回被官绅豪强占去的土地。据《明实录》载:“广西罗城县民地220余顷,为洞贼所据,不得耕种,乞免税粮,从之”。起义队伍控制了大片地方。明武宗正德6年(1511),仫佬族地区又爆发了覃惊天、韦动地方领导的人民反抗斗争,与大藤峡瑶族人民为主的各族人民的大起义,汇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洪流,激荡澎湃,此起彼伏,动摇了明王朝在岭南的统治。在李自成等各族农民急风雨般的起义冲击下,明王朝270多年的统治复灭了。
明未,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所取得的胜利果实,被入关的清王朝篡夺了。
清王朝建立后,对各族人民进行更残暴的掠夺和屠杀,整个中国变成了民族大牢狱,仫佬族地区也不例外。 据史籍记载,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封建统治者在仫佬族地区编户置籍,把隶属柳州府的罗城县划为44堡。堡设堡目,目下领兵,推行严密的堡兵制度。后来剥减为15堡,设堡目45人,其拥有土兵百多人。而在庆远府属的天河县仫佬族地区则设堡目一,拥有堡兵32人。后来又把堡目改为千总、把总,进行更残酷的压迫剥削。据康熙22年郝浴编《广西通志》说:“伶者、僮之别种。……编于版籍。赋役亦如熟僮”。又说:“宜山伶,性习、居处、服食及婚丧,略与僮同,供赋役亦如熟僮”。这里所谓“伶”人,指的就是罗城、宜山一带的仫佬族称,他们至此已正式编户置籍,与当地壮族人民一样,担负各种赋税、劳役。据史籍记载,顺治18年,因为连年兵燹之灾,人民谋生为艰,知县于成龙曾采取了一些减免措施,以苏民困。到了乾隆、嘉庆之后,由于统治阶级的贪赃枉法,横片暴敛,各族人民苦不堪言,仅罗城一地,每年赋额征地丁银达2898两(遇闰加征银161两),米1493石,仓谷12000石。当时,罗城县范围小,人口小,人民负担之重,已是不言而喻。不时,仫佬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已有了进一步发展。农业耕作技术已逐步提高,“马,邑中民间多用以代耕”;手工业的打铁、制刀、铸犁等,已有了专门作坊制作。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仫佬族地区已形成了一些初级圩市,使各族人民能够定期的前来进行农副土特产品及生活日用品的交换。史载:“……伶俗随简,种山捕兽,时至圩市交易”。与此同时,煤矿也已经成批开采。据乾隆31年(1766),广西巡抚宋邦绥奏称,“融县四顶山产白铅矿砂,因无煤炭,不能煎炼成铅。而罗城县冷洞山,踩有煤路,可以运往就煤煎炼,试采已有成效,请准其开采煎炼。照例每炼铅百所,抽正课20斤,撤散3斤,造册报部稽核,户部议如所请从之”。中原的封建文化在仫佬族地区传播也已逐渐深入了。明洪武初年,建立学宫。到清代中叶,又出现了不少的义学、社学,科学考试,除了规定每届招收汉族及入籍者少数民族文科八名,武科八名外,又另招收少数民族的苗学二名,仫佬族已开始有一些人精通诗文词赋而考取了举人和秀才。
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仫佬族地区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仍然十分低下,人们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方面仍然无能为力,自然灾害给人们带来的苦难仍然连年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