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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畲族的来源，学术界尚无定论。学术界比较公认的观点是唐代闽、粤、赣三省交界地为畲族先民的主要活动区域。古代畲族是山地游耕民族，其迁移活动大致可分为唐、宋、元和明、清两个时期。
唐代畲族先民被称为“蛮獠”，闽粤赣三省交界的九龙江以西的广大山区，为“蛮獠”出没之地。史书记载的“蛮獠啸聚”，“黄连峒蛮二万围汀州”和“峒蛮”苗自成，雷万兴，蓝奉高等起义都和畲族先民有关。唐王朝“靖边方”，于垂拱二年（686年）在泉（州）潮（州）一带建州县，以控岭表。在当时统治者的压力下，大量畲族先民逃亡隐匿到更为偏僻的山林。陈元光任漳州刺史时，为缓和社会矛盾，“安仁”之区，乃开山取道，遣人将畲族先民诱抚出来，使散移各处的畲族先民纷纷“归附”。“日将山獠化编氓”，对“归附”的畲族先民聚居一起，谓其聚地为“唐化里”林登虎：《漳浦县志》卷十九，《杂志》，清康熙三十八年修。随之大量汉民迁入，使“苗人散处之乡”变为“民獠杂处”之地。
这个时期畲族先民主要在漳（州）汀（州）一带活动。他们和汉族一起，拓荒垦殖，使林木阴翳，荆棘丛生的荒地，“渐成村落，拓地千里”，山区得到开发，生产得到发展。随着唐王朝在畲族地区的设治，对畲族先民“劝农桑，定租税”，要求畲民“纳贡赋”《临汀江考》卷一，《方域考》；《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唐纪》七五。，畲族地区的封建地租原始形态出现。在畲族移民史中还有一条重要的史迹，现记载于闽浙两地各姓畲族的谱牒中，即唐光启二年（886年），畲族各姓（主要是盘，蓝，雷，钟）祖先曾为闽王王审知之向导官，沿东海之滨从闽东的连江，罗源登岸，并陆续迁往闽东，浙南诸地。
两宋时期，畲族的活动地域基本上仍在原有的聚居区内。《漳州谕畲》所记载的畲事是对宋代闽南畲族地区政治，经济较为典型的描述。宋末元初，战乱频仍，畲族迁徙范围扩大，移民的路线错综复杂。这个时期的移民相当部分是军事性质的移民，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吊眼，许夫人，钟明亮等多支抗元畲军于漳州，潮州，泉州，汀州，赣州等处的转战屯守移民。
宋元时期，畲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比唐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汉族地主和封建官吏对畲民进行赋税征收，土地掠夺也随之加重，畲民丧失赖以生存的资料，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由于封建统治势力在畲区日益加强，促使畲族内部的阶级分化。如南宋时期的漳州有所谓“西九畲酋长相继受招"和"南畲三十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籍民”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三，《漳州谕畲》。的记载。《元史》也记载元初畲军中有恒产和无恒产者之区别。
明清时期是畲族大量迁往汉族地区和形成目前的"大分散，小聚居分布格局的重要历史时段，史书和地方志中关于畲民的记载也大都体现在这一时期。这个时期畲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相对比较安定，畲族的迁移基本上不带军事性质，而主要是基于畲族山地游耕的传统。这种迁徙的速度缓慢，迁徙的方式以家庭或家族中若干成员为单位徐徐而行，迁徙的取向是相对地旷人稀的汉族地区。概而言之，福建畲族多迁至广东，浙江，江西畲族多迁至福建，安徽畲族多迁至浙江，湖南，贵州畲族多迁至江西。
明清时期，畲区的封建社会已经确立，其社会经济状况和当地汉族基本一致。这个时期的畲族经过长期的动荡和迁徙以后，已基本稳定在闽，浙，粤，赣，皖等省的广大山区，对闽东，浙南山区的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畲族迁到闽东，浙南时，自然条件较好的平坝地方已多为汉人开垦，畲民只能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地方，开山劈岭，建造田园。凡山谷冈麓地带，"皆治为陇亩"，有水源之处开为梯田，仰赖天雨的山地，辟为旱田。地方史志记载，浙西南景宁，云和的土地就多为畲民所开垦。
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畲族社会是一个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畲族也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逐步地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中。资本主义列强入侵我国，清政府被迫开放福州、温州等通商口岸，使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源源不断地经由水陆交通输至福州口岸附近的闽东和温州口岸附近的浙南畲乡，对畲族社会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使其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走上崩溃的道路，畲族地区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关系依旧保存下来，绝大部分土地仍然集中在汉族地主手中，而广大贫苦畲民则向汉族地主租佃土地，承受高额的地租剥削，生活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他们为了求生存、得解放，整个近现代时期，始终同汉族人民一起展开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经受了斗争的洗礼。
1937年底，闽东、浙南畲族地区在全国抗日战争形势推动下，也出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许多优秀畲族青年奔赴抗日前线，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各种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在畲族地区普遍成立。群众自觉投入神圣的抗战事业中去。
1949年以后，经过5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使畲乡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畲族社会已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