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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是个十分特殊的民族，来源特殊，分布特殊，教育也与众不同。一方面，由于回族信仰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教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从蕃客东来开始，宗教教育便成为其教育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回族主要与汉族交错杂居，生活在浩如烟海的汉文化氛围之中，讲汉语，用汉文，主客观条件都要求他们接受中国式的普通教育。因而，普通教育也成为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两种教育伴随着穆斯林的东来和回族的形成与发展同步进行。虽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背景下表现的程度不同，但都未曾中断，而是在发展中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即宗教教育中运用或保存着中国的传统教育形式，而普通教育中又渗透、蕴含着回族的民族精神和思想意识，从而构成了回族特殊的教育模式。两种教育兼容并蓄，共同发展，为回族培养、造就了一批批、一代代宗教及其他各类人才，促进了回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经堂教育，亦称“寺院教育”、“回文大学”。“经”是指伊斯兰教经典，“堂”即清真寺（唐代人称清真寺为“礼堂”）。因经堂教育的场所附设在清真寺，且以传习伊斯兰教经典为主要内容，故名。
经堂教育的办学方式，是学校设在清真寺内，由阿訇招收学员若干名，先教授阿拉伯字母、拼音和初级伊斯兰教知识，然后转入“大学”，系统讲习阿拉伯文语法、修辞和《古兰经》、《圣训》、教法学等。学生修业一般三至五年不等，期间衣食住行均由清真寺所在地附近穆斯林群众供给。结业后便“穿衣挂帐”，取得当阿訇资格。
回族的普通教育，从唐宋时期“蕃学”的产生便已开始。元代，回回人定居后，为了适应中国的生活，更好地在此扎根、发展，甚至为官求仕，许多人便开始学习和接受汉语、儒学等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回回人中的上层人士及其子弟，或入私塾，或进“书院”、“国子监”，修习汉文化。有元一代，不少回回人科举入仕，或成为著名的汉学大师、诗人、画家等。明代，随着回族的形成和中国化的加剧，中国式的普通教育更加普遍。这种教育的结果是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回族文人、作家，步入仕途者也不在少数，如政治家马文瑞、海瑞，思想家李贽，诗人丁鹤年、金大车、金大舆等。
鉴于经堂教育的弊端，并受近代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回族有识之士及宗教界人士进一步认识到，回族要发展、振兴，必须从改革教育入手。于是，他们纷纷创办新式回民普通中小学校和兼学文化知识的宗教学校。新式回民教育，代替了传统的经堂教育，为回族子弟学习汉文化和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创造了条件，使回族教育开始走上了自我改造、自我创新之路，这是回族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此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回族的普通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了更加全面的发展。
